文｜克里斯蒂安·马兹比尔格
编辑｜彭韧
数据不只是数字，它还是经历，是历史，是媒体报道，是人们的反应和对话。
编者按：
投资和商业决策都需要数据来支持，但如果只是把数据理解为单纯的数字，你可能就会错过更本质的信息。ReD 联合顾问公司创始人克里斯蒂安·马兹比尔格在他的新作《意会》中，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深度描绘”（thick description）这个词，将那些难以言传、只能意会的信息称为“厚数据”（thick data）。
很多人都听说过索罗斯根据自己的背疼来做出市场决策的故事，但是可能并不了解背后的信息收集和决策过程。索罗斯并不是神汉或者巫师，他只是会把一些无法量化的因素，比如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受挫感纳入自己的考虑范畴，而这正是“厚数据”的意义。
索罗斯所坚持的人文思维要求决策者必须去探寻数据背后的文化，数据不只是数字，它还是经历，是历史，是媒体报道，是人们的反应和对话，比起单纯的数字，它可能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本文选自《意会》的第四章《原则二：要掌握厚数据，而不仅是薄数据》。
1992年9月初的一天，三个外汇交易商乔治·索罗斯、他的继承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以及他当时的首席战略分析师罗伯特·约翰逊，围坐在位于纽约第七大道的昏暗的对冲基金公司办公室内。屋子中间摆放了一张简陋的会议桌，地毯上粘着宽胶带。这个普通的场景似乎无法和那个时代最具里程碑式的、收获最多的大赌局联系到一起。
三个人沉浸在对各种数据的分析和讨论中。只是，他们的数据宝库不是由电子表格、基准值或数据模型组成的，他们是在挖掘一小份厚数据，要想理解这些数据，人们必须要理解自治国家受挫的自尊和抱负。他们尤为关注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与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之间的对抗的细微之处。
在1992年年初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欧洲最有权势的央行行长们都在为创建一种单一的欧洲货币——欧元——而努力。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他们必须扫清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阻碍。大部分阻碍都与德国央行休戚相关。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德国在一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二战以后，纳粹时期的阴影尚存，德国央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以避免再发生一场不稳定的政治运动。
然而，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德国央行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的冲突：德国原本的货币马克成为欧洲其他国家新外汇汇率体系的锚货币。1990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统一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于是，德国央行再一次提高了利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多次上调利率。但是，德国的高利率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低利率，使得欧洲地区的流动资金都投向了德国马克。德国央行奉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所有贬值的货币都只能在汇率机制允许的最低价位交易，尤其是英镑和意大利里拉。
于是，陡然间，德国央行的历史首要任务——制定最符合德国人民利益的货币政策，与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的总体愿景产生了冲突。那么交易商的赌注该投向哪一边？德国央行会保持其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吗？还是会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使统一欧盟各国货币的梦想成真？
那年夏末秋初，各国官员们在会议上争论不休。有一次，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用拳头捶着会议桌，要求德国央行采取措施。这一明显的无礼之举激怒了德国央行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
于是，德国开始流露出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态度。施莱辛格在一次公共论坛上宣布，他不想在利率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此后，他又对公众说，他对在欧洲各国央行之间实现固定汇率的想法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在纽约，我们的三位外汇交易商也在密切关注这件事的发展。拉蒙特把施莱辛格逼得太紧了吗？后者的政治野心是在欧洲，还是在德国央行或德国自主权上？英国的经济由大量短期房贷支撑，英国政府有多少勇气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
纽约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故事中三位交易商中的一位，出席了施莱辛格在德国举办的一个会议。会后，他立刻找到了这位德国央行行长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他问施莱辛格：总体而言，他是否赞成构建一个欧洲统一的货币。德国央行的行长，这位一生致力于在央行体系内向上爬的官员回答说：他的确喜欢这一想法，但是他只对一种货币感兴趣，那就是德国马克。
抛开宏观经济细节不谈，上述冲突的要点仿佛来自一所文科大学的阅读清单：自我、政治阴谋、忠诚、受挫的自豪感和野心。所有这些人物特征你都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或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找到。
一位交易商站起来，在黑板上画出了这一情况的概率树。考虑到相关人物及其背景，很明显，德国央行会选择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而不是去拯救其他货币，尤其是拯救英国和意大利的货币。英国的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状态，提高利率会直接损害英国公民的利益。于是他们认为，只可能有三种调整方式可以使汇率保持平衡状态：德国物价上涨，英国物价下降，或者调整汇率。
交易商们考虑了上述三种调整方式会产生的结果：因为历史原因，德国人不会容忍通货膨胀的出现；英国政府则因为其短期抵押贷款市场的情况无法容忍通货紧缩。所以结论似乎显而易见，肯定是调整汇率。英国的英镑一定会贬值，而德国会对此无动于衷。三位交易商很清楚，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投机机会就是做空英镑，这是明摆着的事。
他们中的一位问：“你们觉得，三个月内，英国央行宣布英镑贬值的概率有多少？”
站在黑板前的另一个人答道：“我觉得有95%的概率。”
三个人都静默了一会儿。在货币投机范畴，如果他们选择做空英镑，但是判断错误，就会在现基础上损失一个百分点。但是如果他们做空英镑，且判断正确，他们会在现基础上赚15~20个百分点。
“95%的机会，赌注是20比1。”他们的沉默说明了一切。
最后，公司的经理问他的一位合伙投资人，也是外汇方面的专家：“你会赌多少？”
后者迟疑了一下说：“三倍资金杠杆。”
当时整个对冲基金公司的市值为50亿美元，三倍资金就是150亿美元。如果他们成功做空英镑，也就是说英镑的确贬值了，他们就绝对能使整个英国央行破产，进而破坏整个欧洲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他们的此次行动会在未来几十年的金融界产生巨大反响，会让西欧的金融监管人员对他们倍加小心，还会让他们成为全世界最臭名昭彰又最受人尊崇的货币投机商。
过了一会儿，三个人中的主导人物冷静地做出了决定：“那么我们就做三倍资金杠杆吧。”然后他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黑色星期三”的三个胜利者
在1992年9月16日，许多投资者都赚到了钱。后来，那天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三”，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们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他的继承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以及他当时的首席战略分析师罗伯特·约翰逊赚得多。
索罗斯以“让英国央行破产”而闻名。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英镑汇率。当他们最终放弃该尝试并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时，英国的纳税人已经损失了38亿美元，而乔治·索罗斯的个人财富已增长到了6.5亿美元。据估计，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从这次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10亿美元。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1992年，做量子基金的股东比拥有整个菲亚特汽车公司还赚钱。
在第七大道的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三位外汇交易商是如何知道现在是该下大赌注的时间的呢？全球所有的金融公司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连环事件，乔治·索罗斯又是如何从这一社会环境中提取出比其他人更多的信息的？他是如何领会官方的说法，和官方没有透露的信息的呢？
索罗斯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决胜千里，与他多年以来一直实践人文思维息息相关。在他做出世界闻名的市场投机预测的几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索罗斯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哲学。他崇拜的智者，也是他的导师，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索罗斯求学期间，波普尔以他提出的“可证伪性”概念为基础，教给了索罗斯一种理性、严谨的思维方式，即不断试图证明自己是错的，而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
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概念主要涉及围绕科学方法产生的确定性崇拜：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证明这个理论无法成立的情况，那么该理论就是成立的。但是波普尔强调，再多的验证都不是彻底的。他在1956年写的文章《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中提出：“在我看来，科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检验他们的理论，去剔除那些他们设计的、无法验证的部分。”
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索罗斯被这些观点深深地迷住了。他很快就发现，他可以将“可证伪性”应用于市场体系中，使其产生更大的效应。于是，他开始研究市场投机，不断尝试去验证他对市场走势的判断。
索罗斯是在二战期间被占领的匈牙利长大的，波普尔的哲学世界观与索罗斯产生了共鸣。波普尔在他的文章《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写道：“我们曾认为我们是屹立不倒的，实际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不稳定的，都处于一种变化中。”
因为在童年时目睹了战争的破坏性力量，所以索罗斯对历史的非线性发展异常敏感。他意识到，宏大的政治事件，往往是由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对个人的怠慢引发的。理性的货币政策与条约的表象之下，是人们的愤怒、受伤的自我和地盘之争。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罗伯特·约翰逊是相对传统的经济学家，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经济学训练：德鲁肯米勒离开学术界后，开始从事石油分析师工作；约翰逊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但他们二人都是在索罗斯的管理下才有了大发展。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所具有的人文思维文化要求他们三位必须探寻数据背后的文化。
罗伯特·约翰逊向我解释了他们所遵循的独特流程：“多数时候，数据并不是数字，它们无法在表格中量化。数据是经历，是报纸上的文章，是人们的反应，是对话，是描述性数据。”
索罗斯描述说，他的身体就处在市场体系当中，就像冲浪手和冲浪板融为一体一样，甚至是和海浪融为一体。索罗斯对市场数据的感知，就如同感受一种和自己认知紧密相关的意识流。他问他的同事和雇员，他们身体的哪个部位能给他们最准确的提示，是脖子、后背、头还是胃？大家都知道，在做重要的投资决策的那段时间，他会背痛或睡不好觉。公司的另一个投资人说，呼吸道感染是他判断投资杠杆是否过大的一个重要参考软数据。每当他开始在会议中咳嗽时，索罗斯就会马上问他：“是不是该降低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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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嘲笑这种把身体的感受与市场知识联系起来的做法，但是，索罗斯作为一位巫师一般的投机者，在工作中也是很严谨的。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团队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绝不仅仅是依赖于背痛，而是在于他们能灵活自如地综合运用所有四种知识。对于意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把任何一种知识置于其他知识之上。
通过运用一些基准和模型作为标杆，从特定的情境中抽取更多的知识，在1992年时，这三位交易商就已经比其他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基于理性行为与均衡模型进行决策的，因此索罗斯的团队可以预测出其对手的行动。如果你了解你对手的世界，如果你理解他们的视角，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重大的市场决策。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索罗斯和他的团队成员收集信息的过程，与传统的银行或投资公司相比有多大差异。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成员们在讨论时会积极地参考四种知识，会整合像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及英国人对采取紧缩措施的渴望等数据，而高盛集团或摩根士丹利的雇员则更倾向于使用由高智商或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所设计的数学模型进行决策。
但是，这样的模型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数据束手无策，比如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的愤慨。这些模型只优化了一种类型的知识，即客观知识。他们宣称这些模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识别不同情况来排除风险。所有活动的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市场是理性的，而且最终都会回归平衡。因为他们认为风险和回报是平衡的，因此市场是公平且可预测的。在这个视角下，人也总是理性的，并具有清晰的预设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这种运用模型进行决策的行为都发生在伦敦、纽约或法兰克福的大厦顶层，远离真实的世界。数据和模型渐渐变成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解真实世界的窗口，而且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对全球经济有足够的了解。理性行为与市场平衡的假设使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必要走出办公室。这是一个清晰的世界：整洁的办公室、清晰的假设和再明白不过的动机。决定数百万美元得失的决策，就是基于这些在真实世界没有任何根基的知识做出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罗伯特·约翰逊，这位索罗斯的货币交易专家是如何为“击垮英国央行”做准备的。在1991年秋天，他已经嗅到了德国统一带来的压力，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大家都知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会使已经压力重重的欧洲汇率体系进一步恶化。约翰逊在芬兰货币马克上投资了大约20亿美元，因为该货币的币值比较稳定，但是他开始有点怀疑这项投资了。尽管他可以坐在自己位于纽约或巴黎的办公室中，利用各种模型分析数据，但是他觉得，做出下一步决定的最佳方式是，在那个冬天到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找一家旅馆住上一段时间。
“不知你是否知道，芬兰人都喜欢喝酒，”约翰逊对我说，“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去一个叫莫扎特咖啡馆的地方。大家都没少喝，那个冬天，我和这些人混得很熟。一天晚上，他们开始和我说他们的模拟结果。这些人正打算让芬兰马克贬值，我听出来了。”
第二天，约翰逊来到芬兰中央银行，对银行工作人员说他要抛售价值20亿美元的芬兰马克。为了不惊动市场，他们在芬兰邮储银行完成了交易，当天上午10点，约翰逊已经退出了赌局。然后他就坐上了回纽约的飞机，他一降落，也就是抛售完芬兰马克不久，就开始做空芬兰货币。几天后，芬兰货币下跌了18个百分点。约翰逊此番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几乎所有其他投资者都遭受了重创。
约翰逊告诉我：“大家都来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要让马克贬值？’我知道，是因为我在场。我是在和芬兰人聊天时感受到的，我不仅与芬兰中央银行的官员聊天，还与金融投资者、交易员以及工会谈判者聊天。我是从真实的对话中获得了真实的感受，而不是通过机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去感知的。”
约翰逊将这种厚数据与被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视为“正统”的薄数据进行了比较，他说：“当我把经济学中的数学公式拿到工程部，仪器显示结果契合得天衣无缝。但当我将其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时，它却变得毫无意义。‘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我说，‘你们是在弄虚作假。劳动力市场是人的系统，而不是机械工程。’”
约翰逊说起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遇到的一位导师，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会在星期五早上邀请我们去看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周末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他还会带我们去喝杯咖啡、吃块松饼。
金德尔伯格见证了经济学的历史，他曾参与马歇尔计划，并写下了著名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他的认知来源于环境、历史和人类的故事。他告诉银行家，笛福、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书对银行业真正的精英来说十分重要。”
回归文字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受益于所有四种知识的一个完美案例，包括薄数据和厚数据。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坚持经济学应该完全依赖客观知识呢？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20世纪90年代末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矛盾：
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关于经济学，我们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我们并不是在趋向精确，而是在改进我们的数据库和我们对数据的理解方式。
英国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于这一课题有其独特的见解。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是在研究政治学，力求找出能够描述政治洞察力和领导力的方式。在他写书和写论文的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的中晚期，当时的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都沉迷于找出能够适用于所有政治体制的普遍性规律和框架。他们提出，这些理论可以指引政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以科学的方式向前发展。他们希望政治学能成为一种理性的博弈。
伯林在其1996年的文集《现实感》中探讨了这些争论。理性的博弈是否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呢？它是否是政治学的真实运作方式呢？结果他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就如同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大金融家能够同时整合多种复杂要素一样，伯林发现，伟大的政治领袖具有一套可以被称为“完全平凡、经验主义和准美学式”的个人技能。这些技能的特点，是以经验、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环境的敏感为基础的现实参与。“整合那些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稍纵即逝的，像一只只蝴蝶一样难以捕捉、分类的信息”，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如果我们遵循伯林的观点，这些投资者的天赋，就是能够在如海洋般浩瀚的数据、印象、事实、经验、观点和观测中找出规律，并把这些规律整合成一种洞察力。在伯林看来，这需要“与相关数据进行直接、几乎是感官上的接触”，需要“对什么与什么相匹配，什么源于什么，什么导致什么有一种敏锐的感知能力”。
这种技能包含了推理、情感、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在金融投机领域，这种技能还需要人们具有根据所有四种类型知识采取行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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