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方面强化股市监管的有效性

木木

股市监管的有效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其一，违法违规行为总能被及时发现；其二，违法违规行为总能得到匹配度相当的惩罚。这两道关只要能够牢牢把住，市场参与者的正向预期总归能够形成，有了预期的约束、引导，市场的运转、发展就有足够的确定性。

平心而论，把好这两道关，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就前者而言，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和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无论在实践效果还是终极意义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的缘起，就在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毋庸讳言，许多违法者都是抱了“时不我待”的心态铤而走险的，对此，“只争朝夕”就应该是市场监管的基本态度和工作方式。与抓现行相比，如果违法者年至垂老才被发现、被惩罚，监管的威严就会受损，其惩前毖后的作用也大为削弱。

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单纯依靠股市监管者一方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一个完备、高响应度的监管系统，一定是多部门通力构建、全面合作的结果。比如，针对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者要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加大科技投入，持续强化监管能力；为了实现更及时的响应速度，还要尽可能与其他相关部门（房产登记、银行系统等）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尽力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能力、追根溯源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不懈追求、不断强化“伸手即捉”的监管效果。唯有如此，市场监管才能形成真实有效的震慑力，不但能从基质层面发挥肃清作用，提高监管效率也会事半功倍。

就后者而言，对违法违规行为施以罪责高匹配度的惩罚，不但是实现法律正义、市场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预防违法违规发生、维护市场健康及高效运转、从根本上节约监管资源的必然要求。罪责不匹配的、“毛毛雨”似的惩罚，不但无益于阻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甚至还会产生激励效果，市场的公信力、监管的公信力都会遭受极大削弱。

构建罪责足够匹配、且运作高效的法律惩戒体系，显然有赖于立法部门的着力推动。

一方面，要在法理逻辑上理顺罪罚的匹配问题。比如，一个诈骗犯，诈骗公私财物3000元，就有可能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诈骗金额超过50万元的，就有可能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一个性质同样恶劣，通过控制多账户，左手倒右手、自买自卖、虚假申报、操纵股价、非法牟利的恶庄，却可能仅仅被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两相对比，要在法理逻辑上讲通并服众，似乎难度不小。在市场实践中，操纵股价、“割韭菜”的非法行径屡禁不止，恶庄屡打不绝，也从一个侧面对此进行了印证。

为了最终解决罪罚匹配问题，为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立法部门也一直在推动相关工作。去年底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等四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同时强化了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究，并压实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等。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多年来，市场中一直存在的罪罚不匹配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带给市场的信心，也是确定无疑的。

在市场开放速度日益加快、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且深入、外部投资者和巨量资金“跑步入市”的大背景下，市场迫切需要监管在手段、力度上持续强化，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得到保证，以维护市场正义、稳定、健康，使市场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前几天，市场监管部门对福建旭诚资产（私募机构）和其掌门人陈贇于2016年间操纵十只股票的行为处以罚金和市场禁入的措施。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监管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