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矛盾论看经济政策及投资策略中“度”的把握

田书华 陈慧

各种并行不悖的

“矛盾论”

我们的日常俗语是祖宗千年智慧的沉淀，每一条俗语的诞生，基本都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但是广受人们推崇的俗语常常会有“自相矛盾”的一面。例如俗语中有“小心驶得万年船”，可又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又有“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又有“老虎屁股摸不得”……很多很多，枚不胜举。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日常的俗语中，经济理论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也有“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大家各自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则主张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该理论认为供给不会自动转化为需求，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

再如，区域经济学中有“资源禀赋理论”，又有“资源诅咒理论”；“资源禀赋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各国（或地区）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较高，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较低；而资源诅咒理论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资源诅咒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例如非洲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

在投资学中也常见到这种现象，例如：有效市场理论和无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其中包括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价值，除非存在市场操纵，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无效市场理论则认为市场的运行以及人们对市场的认知都是不完美的，存在一定的缺陷或歪曲，人们可以利用市场的缺陷获利。有意思的是，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发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教授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教授，而这两个人在市场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的。

如何解释和理解

“矛盾论”现象

对于日常俗语的相反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和理解：虽然这些俗语表面上是对立状态，但是它们又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所处的环境，所有的俗语都有它自己的适用环境。就比如说“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话是在告诉人们做事要稳妥谨慎，不能鲁莽行事，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则是可以理解为鼓励创新、鼓励冒风险，因为有些事情需要有人敢为人先、需要有人冒险，只有这样才能创新，人类社会才有进步。但是“谨慎要有度，不能借谨慎的借口而无为”，“创新、冒险也应有度，不能借创新、冒险的借口而妄为”。所以说，俗语的应用要根据实际情况，其实在运用起来都有一个“火候”、“分寸”的把握，做任何事都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对于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相左理论，我们也应该正确理解：例如，虽然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观点相左，但它们又都适应了当时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不同经济形势下的产物，并且都对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做出了贡献。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是在经历了重商主义时期，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经济以及之后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与束缚的思想和诉求，该理论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且在当时和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产生的，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自由经济主义影响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逐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们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层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而后发生了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开始干预经济。凯恩斯主张国家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当时把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作为指导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二战后经济复苏起了重大作用。二者并无对错，只是后者讨论的是在国家过于依赖某项具有优势的资源，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要把握资源利用的“度”，不过分依赖优势资源而忽视其他方面对经济的影响。

对于投资策略中存在的不同观点，可以理解为异曲同工，路径不同、目的一样、效果一致。例如：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发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而这两个人在市场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二者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市场参与者决策行为的不同假设上,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投资者的决策以理性预期、风险厌恶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而罗伯特·希勒则指出投资者并非理性,且其风险偏好具有时变性,在投资决策中经常受“认知偏差”和“有限套利”的影响,认知偏差导致市场产生错误价格,而有限套利则使价格错误成为常态。二者只是对市场的看法不同，但目的都是认识市场的运行规律从而利用市场。

经济政策及投资策略

应重视“度”的把握

从以上罗列的各种情况及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科学（如经济理论、投资策略）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这就要求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应该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各种因素而灵活运用，而不能生搬硬套地采用某一理论或学说。在实际运用理论的时候，都有一个“火候”、“分寸”的把握，凡事皆有度，一旦超出度的界限，事物就可能发生质的改变。正所谓“适度则立，过度则废”。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要把握“度”。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管得太严，市场没有活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释放市场的活力。但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一直存在如下乱象：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度——国家干预要干预到什么程度，经济放开要放开到什么程度？可见，都是一个“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握住了度，就掌控住了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就驾驭住了经济运行上的关键处，就会不偏不倚、从容不迫地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对各种情况了解透、分析好，从国情出发，把握政策的“度”，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

投资策略亦是如此。无论何时，都要把握“度”。作为投资者，切记不要认为市场是错误的，就和市场对着干，也不要认为市场是正确的，就跟着走。而是要把握“度”，全面考虑市场情况，学会鉴别什么时候可以跟随市场，什么时候需要逆向而行。

（田书华系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监、陈慧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