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坚持稳中求进基调 优化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机制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召开的，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这么大经济体量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年正增长这一实属来之不易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一、 认清形势，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

从不久前出炉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因为增长的动力依然来自于投资拉动，而现在的投资拉动又主要依赖于资金投入消耗大的基建项目、房地产项目和政府扶持的创新项目等，当然最近超出预期的海外市场带来的出口增长，再次彰显出改革开放打造的中国融入全球化后完整的产业链，继续在发挥出它应有的动能。

正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通过金融服务的让利，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仍部分存在业务同质化、核心竞争力不足、供给培育和引导市场需求的能力较弱等问题，甚至出现一些企业不得不通过将实业资金往金融市场配置的方式，试图以财富性收入的增长来弥补生产性收入低下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克服资不抵债的困难。于是，这就可能导致一些扶持中小企业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举措，没有完全达到如期的效果，使得部分资金还是流向了金融市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板块。这又会导致一些家庭部门的生活负担和通胀预期加大，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没有把钱用于生活改善型消费(除了衣食刚需之外)，而是储蓄，以解决后顾之忧。

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主要问题是反映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中国的发展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虽然，渐进式的改革给中国大众提供了收入增长的渠道，但机会先从沿海城市开启，这就自然会形成收入不平等结果。此时，中国企业高质量的供给能力若跟不上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的需求，再加上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那么，一部分高净值人群的储蓄行为就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价格泡沫问题，这一现象又会进一步影响中低收入人群储蓄价值的增长空间及其潜在消费需求的实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采取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市场成熟度，今天尚无法吸收过度的货币和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战略正是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而做出的明智的决策。执行部门一定要认清形势，把顶层设计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动能和政策红利用好。

二是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机制有待完善。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后可能挑战还会加剧。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针对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所采取的不公平的举措，会影响我们过去融入全球化所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供应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市场动能和商机，它也可能会反作用于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和意愿，如果我们的消费能力受到发展阶段形成的收入水平的制约，而发达国家的高(人均)收入带来的高消费市场又被人为隔断，那么，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就会受影响。

尽管就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而言，政府对其监管和引导能力相对较强，储蓄转变为投资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渠道依然还是畅通的，但是，如果货币金融环境受到资金“有去无回、多去少回、去快回慢”的低效率的影响，市场活力就会大打折扣，系统性风险也会越积越多。为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目前“政府工作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善为。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的现象，给我们政府治理能力敲响了警钟。

二、“稳”在需求，“进”在供给；发挥协同效应，释放市场活力

融入全球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功历程，让我们的人口红利虽在供给端式微，但却在需求端出现，那就是中国高储蓄的结构。虽然人均收入较低，但是若每个人将少量的储蓄转化为消费，那么人口规模形成的流量效应，就可以转换成为今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动力了。比如，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模式中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效果，在这种“普惠经济”生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让很多中小企业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农民赢得了稳中求进的市场环境(多元化的消费主体和差异化收入能力正好匹配中国目前差异化的企业技术能力)。

平台也为中国企业探索另一个由高净值人群所构成的追求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创造了供给决定和影响需求的新模式。尽管，这方面的任务更艰巨，因为它不是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价廉和高效服务的竞争优势，而是要拿出走在世界消费市场最前沿、科技含量高、品牌效应大、差异化服务能力强这样一种货真价实的、创新驱动的供给能力。何况在很多关键的科技领域，我们将在短期内面临一些技术“卡脖子”的挑战，市场消费和投资的潜能也会受到影响，仅仅通过让这类赶超企业享受政府提供的一个资本化的金融市场环境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更应该通过补短板、强弱项的组合拳来弥补这个缺口。

为了尽快弥补我们的短板、摆脱“卡脖子”造成的困境，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企业低水平发展的低效率模式，也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一些重复建设、重“量”不重“质”、急功近利粗放型发展等问题，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动能，重构供应链和产业链。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通过放管服的职能转变，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的政策效果，利用制度创新和高效优质的服务，解决市场的后顾之忧，让要素充分流动起来，发挥出抱团取暖的协同效应，使我们每一步的创新付出和代价都有市场的需求和共同分担的机制，这样培育出来的具有市场活力和凝聚力的新动能，才能解决中国发展阶段的硬约束问题，才能克服全球经济依然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同样，今天中国具备先发优势的普惠经济模式也可以拓展到中国主导的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模式上，为我们企业的产能消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有效的市场支持，同时，也给一些国家提供了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存量红利和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增量红利。比如，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车站、机场和信息网络等)，为他们摆脱贫困和发展的瓶颈提供有力的支持；比如，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不仅给这些国家带去被发达国家长期边缘化的市场机会，更是给所在国家提供技术、建立绿色行业标准和公司治理体系等多方面的实际支持，真正让我们国家提出的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所需要明确的“五通”方针能够得以充分的落实，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带来的市场活力和凝聚力的效果。

当然，中国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与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战略也会形成非常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它为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自由贸易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乃至在离岸市场中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业务需求的场景，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有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广阔通道。

总之，抓住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契机，稳中求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完成党和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对开局之年提出的各项重任。

（作者：孙立坚编辑：洪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