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柱掀起数字经济奔腾浪潮

[ 未来需求侧改革是推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而以新基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三支柱的数字经济，将会极大地推动数字需求侧改革。在地域方面，一二线城市的消费主力依旧是中产阶层，而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服务向低线城市下沉将促进城乡消费协同。在渠道方面，企业更多会凭借各类社交平台和媒体，能够直接触达和连接到用户流量。 ]

千禧年以来，虽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一度打击了数字经济发展，但数字经济以在线交易、物流跟踪、移动支付、远程交流等多种形式逐渐渗透至产业链和消费场景之中，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越发重要的积极作用。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无接触经济的兴起，更加速了数字经济的爆发趋势。一项针对全球2569家企业的调研发现，本次疫情将全球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7年。数字经济有什么特征和细分赛道，未来会如何演绎？

数字经济：新基建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顾名思义，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运算和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以数据、算力和算法为三支柱的经济活动。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数据已经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具有无接触性、非排他性、低成本性、正外部性四大特征，这也是数字经济存在的根基。

一是数据使用和传播无接触性。这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最根本的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一特性被充分发挥，同时这一特性也衍生出数据和数字经济的以下三大特征。

二是数据在时空维度具有非排他性。个体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不会损害其他个体对数据的使用。这让数字服务或数字商品的消费存在着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这种非竞争性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

三是数据使用和传播低成本性。正是由于这种低成本性，连接功能成为了数字经济最典型的特征，用户之间、企业之间乃至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连接都在深刻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网状组合连接方式，让信息交互、数据共享更加通畅，打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的边界，更好地进行融合发展。

四是数据价值具有正外部性。3Com公司创始人、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总结了梅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随着数据量的增大，数据边际价值会增加，这也就是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不仅会让相关数字商业模式的体量迅速扩大，还会导致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边际利润比单一化经营更大，也就是范围经济效应。

从维度上来讲，数字经济包括三大支柱：一是新技术驱动、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基本保障，将带来万亿美元级新增市场空间，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二是数字产业化，是基于数据、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应用的新商业模式。例如数字服务、平台经济，以及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介于平台经济和传统经济之间的模式。在这里，平台泛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使能的、多边参与实现合作和交易的环境，平台生态形成的网络效应，构成了当今和未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

三是产业数字化，是国家基于数字产业化来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化提升了供给侧对接需求侧的效率，未来供给的形态将变为数字化，以C2B为代表的供给模式将成为主流，由此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进程，而未来多方参与的数字化协同供给也将成为常态。

新基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根基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支撑。当前，未来经济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第四次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具有明显的差异特征：

一方面，产业和技术上的集成性。一是以数据为核心，各类新基建将服务于产业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应用。二是软硬结合，新基建不仅有硬件，还有对外提供服务的软件和平台。三是数字孪生和虚实集成，依托新技术，管理者将不仅能实现对传统基础设施的精准刻画，还可以通过实时感知、大数据分析和智能交互，作用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营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此外，传统基建几乎很少涉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而新基建与数字化产品应用高度相关，并且可以使能传统基建，走上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建设和运营模式上的多元化。传统基建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而新基建则是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新投资格局。相比于传统基建动辄百亿，甚至千亿元的巨大投资额度和更长的回报周期，新基建单体项目投资不大，注重运营效率，投资回报时间较短，因而能够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另外传统基建源起于工业时代，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服务于传统经济，而新基建则立足于打造数字经济，服务的范围更广，致力于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新基建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也是释放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重要来源。

新型基础设施着眼于新网络、新交互、新计算、新安全的构建和运转。

新网络是基于互联网，加强地图LBS、5G、物联网、卫星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相互叠加和实时共享，加快各类新应用的落地。2020~2024年将是我国5G基站建设的关键时期，5G基站制造产业链将新增2万亿元市场。预计到2024年全球物联网的连接量将接近650亿，是手机 连接量的11.4倍，其中以5G为代表的蜂窝物连网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

新交互将突破当前以二维屏幕触控为主的局限，迈向多界面、全感官的人机自然交互。在实时音视频处理、音视频质量评估、沉浸式体验新媒体、智能对话、智慧媒体等技术和平台的支持下，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交互方式会更加多样化，实现多界面、全感官和自然交互，组织与组织、流程与流程的交互也将迈上新台阶，信息流的畅达将大大提升弹性决策和弹性运营。

新计算是人工智能牵引大数据和云计算共同推动未来计算的升级，机器自动的智能计算将成为常态。为满足未来经济不同场景下的计算模式和算力需求，以大数据中心、云计算、边缘计算中心、AI、物联中心、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入将持续增加。

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手段已经无法适应需要，网络安全、终端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业务安全等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底座，进一步增强数字信任。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总体支出78.9亿美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1.0%。在2020~2024年的预测期间，中国网络安全相关支出将以18.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

数字产业化：平台经济垄断化和生态化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新商业模式，是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推手，是数字产业化最典型的代表。与传统商业平台不同的是，数字平台经济依托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数字硬件和技术之上的数字平台经济，它可以降低物理空间的限制，联结更为广泛的人群。受益于平台经济的价值创造模式，平台型企业近十年飞速成长。从2009年到 2020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里，平台企业已经从最初的2家上升到9家，而平台企业在这十大企业的市值占比更是从原先的20%左右扩张到90%，远超传统企业的成长步伐。

展望未来，创新与交易两种属性趋于融合的数字平台未来更容易获得成功。目前数字平台主要是交易型平台和创新型平台，交易型平台类似中介，通过建立双边乃至多边市场的连接，促成市场交易创造价值。创新型平台由一系列技术能力和组件构成，通过开放吸引大量的创新者进行二次开发，形成互补或增值的产品服务创造价值。过去十年获得较大成功的平台，往往最终既提供创新工具，又提供交易服务，这为未来更多新平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参照。典型如主要的智能手机厂商，既提供各种应用开发工具，又提供应用商店。未来能有效混合发展这两种属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很可能率先成功。

但平台经济的负外部性也要高度关注。网络效应催生了平台的垄断化，规模效应则推助了平台的生态化，而垄断化和生态化又相互螺旋加强，或将对隐私保护和劳动力市场等宏观层面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隐私保护上，平台用户规模越大，业务范围越广，掌握的用户数据也就越多越详细，此时，用户的隐私权保护、用户数据的归属和使用等问题的讨论就会变得越发有意义。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生态化也会在组织结构、工作方式、竞争水平、工作内容方面对劳动市场产生影响。从组织结构来说，自我雇佣形式将会进一步发展。平台经济所提供的众多可交易机会进一步降低了个人向市场提供服务的成本。

产业数字化：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和消费侧改革

在新基建和数字产业化的基础上，产业数字化快速升级，数字经济将与交通、能源、制造等传统行业深度结合，助力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转型，实现真正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这一战略举措体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数字化必经之路。在新基建的基础上，传统制造业将在智能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智能物流等环节，聚焦柔性制造和供应链弹性，以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边缘计算等IT设施与OT技术（运营技术）融合，以工业互联网为手段，实现产业链协同和精益制造。当前，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的主要方向，是制造业数字化的体现。新基建在制造业的融合应用不仅给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万亿级的倍增效应，也将大大促进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服务商等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

未来需求侧改革是推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而以新基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三支柱的数字经济，将会极大地推动数字需求侧改革。

在地域方面，一二线城市的消费主力依旧是中产阶层，而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服务向低线城市下沉将促进城乡消费协同。在渠道方面，企业更多会凭借各类社交平台和媒体，能够直接触达和连接到用户流量，以深耕用户为代表的私域流量将成为企业重要的用户资产沉淀，不断改善用户的消费体验。在零售方面，数字技术不仅赋能制造业提升了产品品质，而且制造能力实现跃迁以及消费回流国内将促进新国货品牌的健康发展，刺激国内的新消费需求。在服务消费方面，数字化将极大驱动餐饮服务、家政服务、医疗服务、交通通信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服务型消费的爆发，占比在未来也将持续上升。在文化消费方面，科技赋能文化加宽加深，数字技术持续推动文化内容消费和生产模式升级，文化成为生产要素注入其他行业促进价值创新。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工行，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