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跨国“代孕”风波背后：法律、伦理和人情的碰撞

无论在哪个国家，代孕市场都正向着人们不愿看见的方向发展。

1月18日，女明星郑爽和前男友张恒在美国代孕并疑似欲“弃养”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今日，郑爽微博回应，称此事是“被别有用心地一步一步曝光”，自己“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也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事情仍在持续发酵，“代孕”一词也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国内娱乐圈“代孕”之事传闻颇多，不仅有女星频频受到代孕质疑，还有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冻卵就是为日后代孕做准备。

对商业代孕持有的态度，国际上分为禁止、合法和仅允许志愿代孕三种。考虑到商业代孕对于委托方和代孕方而言皆存在较大风险。目前，我国有相关法规明确禁止商业代孕。

2001年原国家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代孕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且只能以医疗为目的，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均为违法行为，同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17年9月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又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以及“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

不过，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该条款遭到了反对，认为国家层面对代孕的全面禁止剥夺了不孕不育夫妇和失独者获得子女的权力。最终，该项条款被删除。

不难看出，在代孕这条产业链中，法律本身是难以调和伦理和人情两方面的矛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钻着法律的空子，在灰色地带进行代孕活动，甚至将手伸向了全世界。

01 合法代孕背后的市场异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American Surrogacy官网，对于代孕受众的定义是“一个女人（称为代孕母亲）怀孕并生下一个婴儿，以便把它送给不能生育的人的做法”。（Intended Parent: The person who cannot carry a pregnancy to term and is looking for a woman to carry and give birth to their baby for them）

然而如今，“代孕”一词的定义已经被一再复杂化解读。

张恒朋友提供的出生证明显示，郑爽和张恒的两个孩子分别在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出生。美国没有全国统一性的代孕法，因此如何安排代孕过程基于代孕者交付的州的法律。50个州的相关法律各有不同，总体上分为四类。

在50个州之中，加州、内华达州、犹他州、德州、北达科他州、伊利诺伊州、佛罗里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华盛顿特区、西弗吉尼亚州等州支持代孕合法化，而纽约州、内布拉斯加、密歇根、路易斯安那州规定禁止代孕。除此之外，剩下的两类则是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州，以及对代孕设置限制的州。

加州是美国国内对商业代孕相对最宽容的一个州。

但其本质并不是以产业化发展和盈利为目的，而在于一方面能够通过代孕体谅无法自己孕育孩子的夫妇，让他们有机会能拥有自己的亲生孩子；另一方面则是以钱财为办法，对代孕母亲把自己孕育的孩子交还给亲生父母的痛苦进行补偿。

有相关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加州许多代孕母亲选择帮助委托者进行代孕，并不是为了获取报酬，事后收到的钱财也是国家为了在特定情况下对其进行情感补偿而采取的措施，她们的初衷出于自身的使命感，是为了帮助不孕不育患者、高龄或失独者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重金赴美求子中很多都是在国内试用过各种辅助生殖方法之后仍然无法自己受孕成功，最终只能选择代孕。

在美国的代孕合法州，由于该产业已经被置于阳光下，那么与之配套的必定是严格的监管。在生育产业链的上游，法律给了卵子捐献者和受捐者明确的界定。捐卵之前，当事人会被要求签署一份法律文件，申明捐献卵子后，对捐卵代孕所生的孩子没有监护和赡养的义务，监护权属于受捐者，既保护了双方的利益，又避免将来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在产业链的下游，即代孕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要求，每一位代孕者必须在代孕前接受心理评估、性格测试和传染病检查；如果是已婚女性，她的配偶也将接受传染病检查，他们的血液样本将通过各大医院和诊所直接送检，从而通过严格的排查避免疾病以母婴传播的形式带给婴儿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此筛查规定也同时适用于卵子捐献者。

不仅如此，法律也明确规定代孕所生的孩子依照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属于委托客户，在代孕合法州，孩子出生后就可在出生证上直接写上委托父母的名字，免去了繁琐的收养手续，也杜绝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关于孩子归属权的纠纷。

但需要注意的是，建立亲子关系是代孕过程中很复杂的一个环节，以上规定并非在所有代孕合法化的州中都存在。由于一些州的法律假定生者即为孩子的法定母亲，并且如果该女姓已结婚，她的丈夫即为孩子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因此，意向收养的父母将需要采取额外的法律步骤，以保护他们对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的父母权利。其中一些育儿令可以在出生前完成，有些只能在孩子出生后完成，而另一些则需要通过收养或其他产后程序完成。这些相关法律还将影响意向父母是否可以立即将他们的名字放在孩子的出生证上。

代孕法还要求委托客户将资金存放于律师管理的托管账户内，代孕机构、代孕母亲、医院、委托父母均没有权利支配该账户中的资金。律师则依照协议和法律定期从该账户里提出一定金额发放给代孕母亲，妊娠一旦中止，剩余金额将退还给委托父母。从根本上降低了委托父母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代孕机构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手脚不干净的现象。

然而，近几年来普遍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富有的外国客户冲击了美国原本的代孕市场。

21世纪经济报道从在加州从事代孕工作的相关人员处了解到，一般情况下选择代孕都是因为无法自然受孕，才会选择辅助生殖或代孕；有生育能力却仍然要求代孕的大部分是外国客户，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通常是不想破坏身材、工作太忙或者不愿意承受怀孕生育之苦。

这不仅破坏了代孕合法化原有的初衷，还抬高了美国本地代孕生子的价格，真正有代孕需求但并不富裕的美国家庭被挤出圈外，“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终也出现在了合法商业代孕的市场上。

02 争议下的顺行与逆行

2002年-2015年期间，印度一度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不仅是因为当地法律环境宽松，商业代孕合法，也在于印度当地的代孕费用便宜，一般为2万-3.5万美元之间，美国的费用则是其5倍左右。并且，印度有大量从事代孕工作的妇女，她们多家境贫困但年轻健康，能够随时为客户“出租”自己的子宫。

尽管代孕此前在印度已形成产业，但国家却并未出台适宜的监管政策与之配套，代孕女性最终沦为了被明码标价的商品，行业内形成了高种姓白皮肤或是有过代孕经验的女性价格更高等潜规则。

不仅如此，当地的代孕女性在胚胎移植之后，就会被机构要求留在集体宿舍内，远离自己的家人，不能外出工作，也无法自由活动，在头三个月只能卧床，以降低疾病传染和流产的风险。更有甚者，会要求代孕女性在代孕期间应尽量多吃，且禁止进行任何体育锻炼，尽管这会增加这些女性分娩时的风险，但能够避免流产。更重要的是，她们生出的孩子最后会按照出生体重来“计价”。

在印度，成功产下婴儿并为客户所接受的代孕女性也只能拿到总报酬的15%到25%，在其他情况下，报酬几乎为0。并且需要事先签订合同，同意放弃对孩子的一切权利，也需要放弃对自身的医疗决策权，即出现意外情况时，胎儿享有优先的救治权。

低成本和低人权使得外国客户对印度代孕市场颇为青睐，但与此同时，客户弃养和代孕致死等不良现象越来越多。2015年10月印度政府出台法令，禁止外国夫妇在印度寻求代孕或者前往印度进行所谓的“生殖旅行”。一个月后，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命令印度所有生殖诊所停止向外国夫妇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印度大使馆也停止向希望在国外生育孩子的外国人发放签证。除印度以外，尼泊尔、泰国以及墨西哥等国也都开始禁止外国人在本国境内寻求商业代孕服务。

但是，这却无法阻止地下产业链的不断滋生。

随着东南亚国家代孕政策的收紧，乌克兰一度取代印度成为了新一代低成本的“代孕之都”。

根据乌克兰《家庭法》第123章，获得丈夫书面同意后，妻子可以以辅助生殖的技术生产，此时丈夫自动成为孩子的法律学父亲；当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夫妇的胚胎植入另外一个女性的体内时，孩子的父母为该对夫妇。也就是说，代孕在乌克兰合法，并且还对孩子的归属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尽管乌克兰法律规定要求合法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明和不孕不育证明才能进行代孕，但也因此出现了“假结婚”的现象，对于不孕不育证明的审核也成为走过场。

然而，随着外国客户的不断增多，乌克兰代孕需求呈现“井喷式”发展，胚胎交换、体检不正规、医疗护理提供不及时等问题也接踵而至。早在2018年，就有乌克兰议员提议禁止外国人到乌克兰使用代孕服务，但对此目前并未由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代孕这条道路上，有顺行者，也必定会有逆行者。

2001年1月17日，中国台湾通过人工生殖法草案，允许不孕夫妻进行人工生殖。中国台湾“卫生署”强调，代孕涉及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尚无法被现代社会伦理及法制观念所接受，因此禁止代理孕母。而在2020年5月1日中国台湾提交修订版《人工生殖法》中，草案提出允许没有生殖能力的个人，可通过支付酬金的方式，委托“代理孕母”作为实现途径，即代孕合法化。

03 “代孕”背后的情感与经济纠纷

与郑爽“代孕”争议一同而来的，还有其疑似“弃养”的行为。

就事件目前的走向来看，其与张恒的情感与经济纠纷是张恒自曝“代孕”事件和造成现有局面的主要原因。有相关方面法律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的归属成为关注的关键，两人正在进行离婚官司，虽然两人的两个孩子是代孕的，但法律意义上仍然是他们两个的孩子，而一般情况下未满两岁的孩子判给母亲抚养的概率更大。

二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2月20日上海鲸谷座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而张恒与郑爽二人作为自然人股东，分别认缴640万人民币与1360万人民币出资。第二年1月，张恒作为上海鲸谷座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投资上海鲸乖乖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上海鲸乖乖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鲸乖乖”）的执行董事，此时上海鲸乖乖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而在当年6月，上海鲸乖乖的公司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企业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新增蒋耀锴与陆继恒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认缴出资90万、190万人民币。

由于劳动仲裁与劳动合同纠纷，上海鲸乖乖先后被数名员工起诉，经查处，被执行人名下帐户余额远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除此以外，未查得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鲸乖乖数次被列入失信公司及限制高消费企业名单，张恒本人也因此被限制消费。

此外，该公司目前仍存有两个终本案件。终本案件是指法院经过财产调查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只得对执行案件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这意味着，上海鲸乖乖目前已经再无财产可供执行。

早前，郑爽与张恒分手时就被透露二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2018年8月，郑爽张恒恋情首次公开。2019年12月，二人分手，并疑似因上述合伙成立的公司产生了经济纠纷。值得一提的是，两家公司股权穿透后的实际控制人为郑爽，而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恒。尽管张恒于1月15日发布公告称，因与实际控制人郑爽之间经营理念不同，已于2019年11月分别辞去两家公司的执行董事与总经理职务，但启信宝App显示，张恒仍在两家公司的董事之列。

2020年1月，郑爽正式起诉张恒民间借贷纠纷。1月19日上午，郑爽诉张恒民间借贷纠纷案二审在上海二中院开庭，张恒和郑爽两人均未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