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升值影响出口？理论不应成为教条

文/高德胜

摘要：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价格仅仅是影响出口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关键因素。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联储3万亿美元大放水，美元指数急剧走弱，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如今美国政府财政强刺激、货币超宽松的政策仍然持续，人民币汇率未来将如何走？这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关乎每个人利益，格外引发各界关注。

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有一种声音总是挥之不去，那就是“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出口”。这种观点深藏于很多人观念深处，从一般学者到宏观管理者，从企业人士到寻常百姓，流传非常久远，影响根深蒂固，形成了思维惯性。

然而，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实在有重新审视和澄清的必要。

中国自2005年8月开始的浮动汇率改革历程，并未给出所谓“升值影响出口”的实证，反而提供了反证。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在仔细审视之后，也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都有其假设前提和适用条件。如果前提或条件变了，其对现实的反映就会失真。

中国汇改的实证与近年出口表现

汇率升值影响出口，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认为汇率升值使得以外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需求下降，因此削弱了出口竞争力。

但从历史经验看，回顾人民币汇改历程，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出口的情形并未发生。

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实行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对美元汇率保持恒定。从2005年8月开始，中国启动人民币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改革，从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但中国出口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23％，比升值前增速还提高了。这段时期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未受到汇率升值制约。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从简单加工不断向深加工延伸，出口产品种类由纺织服装鞋帽等基本消费品向机电产品扩展，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产业链条有所拉长。而出口企业在应对汇率变化和国际市场搏杀中，技术水平、经营管理和竞争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出口效益也有所提高。

在2000年-2010年间，中国出口出现了唯一的一次负增长为2009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并未升值，而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疲软，国际需求下降，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减少国际需求下降对出口的冲击，中国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揽子鼓励出口的措施，以减少企业出口成本。但出口企业因出口退税而降低的成本，随即变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中国企业本身并未得到相应好处。同时，尽管出口价格下降，2008年中国出口增速仍然下降，2009年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这说明出口价格下降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增加出口。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对美出口的表现，为观察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例证。美国从2018年3月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加征关税增加了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其效应与汇率升值对价格的影响类似）。中国对美出口只有2019年出现了下降，其他两年增长都不错。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47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2019年对美出口418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5%；2020年对美出口4526亿元，比上年增长8.1%。

特别突出的是，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是在人民币汇率显著升值（全年升值76点，升值幅度6.47%）、且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大范围加征25%高关税的背景下实现的。2020年中国重回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地位，对美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达到3169亿美元，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增加了14.9%。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绝大部分都是刚性需求，要“替代”中国进口并不容易。

2020年在人民币汇率显著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不仅对美出口实现增长，对世界出口也稳步增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全年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以美元计算的外贸顺差5350.3亿美元，是1950年以来第二高纪录。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再创新高，东盟、欧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

人民币升值并未显著影响中国出口增长，表明中国制造和中国供应链具有一定的综合竞争力，中国外贸有比外界预期更大的韧性，汇率高低并非决定出口增减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出口靠廉价作为主要竞争力的阶段似乎正在过去。

被长期误读的“广场协议”

还有一个被人们经常引用的例子是美日“广场协议”，认为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并以此作为警惕和反对汇率升值的依据。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和理论讹误。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前的1970年代，日元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累计升值117%，而日本出口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在短暂触底后强劲反弹至超过5%。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达到6.79%的历史峰值，同时整个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并实现了翻番。理由很简单，由于日元汇率升值，出口价格的提升使得单位货品的出口价值也提高了。

可见日元升值并未真正制约日本出口，另一方面，日元的升值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对海外并购和全球扩张的实力。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对外投资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大。到20世纪末，日本企业的境外投资、境外法人的海外产值规模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银行业大举向海外扩张的时期。日本通过“融资进口”与“开发进口”的对外投资战略，不仅确保了对海外资源的控制，而且借助日元大幅升值获取了额外的对外借贷收益。

有人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是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那就无法解释同期一起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1985年德、法、英国和日本一样都签署了“广场协议”，都经历了大幅的快速升值。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汇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国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而德法英三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也未发生“失去的20年”，可见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非源自汇率的快速升值，而是源于日本自身的因素，包括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其他原因。

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主要是日本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升值将打击日本的出口，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采取了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货币供应猛增，而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却是在金融体系内自循环，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股市和房地产泡沫高涨，导致了泡沫经济。另外，20世纪90年代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也与其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有关（相关学者已有专论，这里不赘述）。

盲目照搬，理论就成为教条

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价格仅仅是影响出口的一个因素，但绝非关键因素。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那些持“汇率升值影响出口”论者，其误区就在于片面、狭隘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忽视了其假设前提及约束条件。

首先，该结论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决定需求理论，其理论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和自由的，消费者可以在同类商品中自由选择和替代。然而这与现实世界有相当大的距离，直到今天，自由市场仍然是一种理论化的存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贸易壁垒、出口限令、国际政治的博弈等非自由市场因素。

其次，该结论的成立，还取决于在商品价格变动时，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充分大。而现实的情况是，消费者的选择往往受到消费习惯、文化心理、情感因素、品牌忠诚度、产品设计、质量差异、供需缺口、供应链依赖等各种因素决定，价格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把价格的影响夸大就会导致片面的结论。

忽略理论的前提，不顾理论的约束条件，不结合各国的具体发展阶段，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理论的结论，理论就成为了教条。抱着这种教条，用于分析和观察中国经济，就是片面和僵化的；用于指导和管理宏观经济，也是有害的。

中国制造经过几十年发展奋进，已经具备相当的成本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举例来说，疫情暴发后，美国自其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制成品价格明显攀升，涨幅在1.6%-9.3%之间，而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仅上涨0.7%。

今年前2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和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4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2.2%。其中，出口3.06万亿元，增长50.1%；贸易顺差6758.6亿元。对美国出口5253.9亿元，增长75.1%；对美贸易顺差3344.1亿元，增加88.2%。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可以适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人民币具备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和支撑。

中国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挺进的新发展阶段，廉价不应继续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升值后，一些低端制造产品出口企业可能会被淘汰，这也逼迫中国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实现由低价取胜转向依靠质量、技术取胜，从而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汇率升值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实现更多价值，劳动价值通过出口价值的提升得到应有体现，企业获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于整体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国民财富，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汇率升值绝非是出口和增长的“陷阱”，反而对一个国家收入的提高有重大意义。例如，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还表明，汇率升值对于其人均收入的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实际GDP增长。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领导的研究，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在现阶段，中国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走到一个发展的历史关头，经济增长正经历重大转型。可以说，中国走过了靠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价格竞争的初级阶段，正在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转换。

处在新发展阶段，要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立足于中国大地，着眼于中国经济实际，与时俱进，抛弃固有思维和理论教条的束缚，为推进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约翰内斯堡分行副行长

注：本文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