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空前流动性与彷徨的全球金融

文｜沈联涛翻译 | 臧博 编辑 | 袁满

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疫病大流行后的世界，华尔街将会如何？金融本应效力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普罗大众而非金融寡头），但当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受困于疫情并陷入衰退时，华尔街的利润却节节攀高。 疫病大流行令当前金融体系之沉疴无处遁形。《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之为“对富人是社会主义，对其他人则为资本主义”。

缘何有此一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到2030年处理好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等问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便成了题中之义。出于多种系统性或结构性的原因，为发展而筹资被视为畏途。但此类障碍大多关乎政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理念勃兴，助推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又带动对金融、劳动力要素、生产和服务市场的放松管制趋势，以及贸易自由化。全球化使许多国家受益，只是这些利益没有得到公平分配。伴随金融化和全球化，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全球份额增长，华尔街的惯技也甚嚣尘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企业界进军欧洲和日本，推动创建出“欧洲美元”市场。美国银行走向全球，吸纳来美元存款并放贷给全球银行和企业，获得丰厚利润。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在投资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进行了创新。

不幸的是，它们毫无节制地向拉丁美洲政府提供贷款，导致80年代的拉丁美洲暴发债务危机。当日本的银行开始加入这场竞争时，美国和欧洲银行就银行监管问题制定了第一份《巴塞尔协议》，确保所有银行公平竞争。而日本银行对国内以及对东南亚银行的超额贷款，助长了1997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放松管制的这段时期内，金融创新以衍生品（巴菲特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形式加剧了杠杆。

所有这些问题，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骤然显现出来。最具实力的中央银行介入其中，以挽救这套体系。但他们没有惩罚坏人，而是通过货币放水让所有人都脱困了。在庞大的流动性中，利率降至接近零，政府放弃了紧缩政策，财政赤字应声上涨。结果是更大程度的金融化、财富集中度提高、社会更为不平等、气候恶化，而华尔街则赚得盆满钵满。请注意，在2007-2009年之后，瑞士、德国，英国和欧洲的银行都将投资银行业务拱手让给了美国的几家投资和“全能银行”，例如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改革，纳入了系统性银行，但完全未触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今美国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中实力最强者。

金融化与日益恶化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常被低估。首先，托马斯·皮凯蒂有一句著名论断：只要“r”（私人资本的回报）大于“g”（GDP增长率），不平等就会加剧。金融化在“r”的增长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通过杠杆作用，股本回报率会激增。

其次，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所示，在1995年至2018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产总收入减少了2％，而外部债务的支出却增加了2％，使富裕国家贷款人的利润率实质上达到4％。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市场，这样的利润率在零售层面上同样存在。

第三，资本主义更为珍视资本而非人力，因此，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1990年至2017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降至52％。公司和金融部门的利润成比例地增加，但其大部分也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服务部门。 简而言之，对于穷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也即其余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将导致它们工资、收入和储蓄承受巨大损失。金融化对于穷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盘赌局，但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为富人解除了后顾之忧。无怪乎不管在穷国还是富国，都爆发了民粹主义抗议。

当前的一片乱局可以概括为：我们拥有全球历史上最高的流动性，却无法为长期发展的需求提供资金，也无法消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各国央行在2020年发行了3万亿美元而未给通胀带来冲击，货币或流动性就更不是问题了。监管限制和银行的谨慎态度，意味着它们不想发放长期贷款，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额外风险。不管哪里的穷人都只有哀叹的份儿，就像《古舟子咏》中那位飘零于海上、饥渴难耐的水手所说：“水啊水，到处都是水；却无一滴解我焦渴。” 美元在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是世界其他国家最大债务国，大到不能倒。

截至2020年9月，其净负债为14万亿美元，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美元流动性。仅在过去12个月中，这一规模就增长了3万亿美元。由于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65％，占发展中国家所发行国际证券的80％，未来美元的表现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都至关重要。美元的波动，更高的通货膨胀，债务违约或网络崩溃，都可能使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主要依靠印刷美元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仅在2020年，美国公共债务就增加了4.5万亿美元。

美联储可以印钞，但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在没有更高风险溢价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长的债务提供资金？简言之，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与美元纠缠在一起，美元是美国的高度特权，而对全球来说又祸福难料。不对全球金融体系作出重大改革，就无法实现全球复苏，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配合，实现全球复苏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主动权掌握在拜登政府手里。要恢复美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其领导地位，并确保美元未来能继续为美国的结构性债务提供资金，美国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支持，一如世界需要美国。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