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新增社融1.7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3830亿元,较11月少增4143亿元,低于市场预期。同时,12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3.3%,较11月下降了0.29个百分点,继11月社融增速出现拐点之后,12月社融增速下滑幅度加大。
从分类看,与11月相比,社融少增主要是人民币贷款和信托贷款。与去年同期相比少增的主要是汇票、信托贷款、企业债和外币贷款。12月的社融增速以及结构变化一定程度上与地产调控有关。首先,针对地产企业融资的“三条红线”等房地产金融监管政策使得信托贷款等受到冲击;其次,居民中长期贷款在去年12月出现了7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少增,也表明银行开始收紧房贷投放,根据最新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的地产企业信贷与居民房贷规模占比设置了上限。
此外,12月份非标融资同比多下降5920亿,主要受非标产品到期和资管新规到期影响,而企业债同比少发行2183亿,主要受部分债券信用违约影响,导致企业债发行规模缩减。所以,从结构上看,12月社融低于市场预期是金融监管以及信用违约等因素影响,而非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的融资水平的普遍收缩,市场整体上流动性依然宽裕。
与2019年同期相比,12月社融增长最明显的依然是政府债券,从存量结构看,占比上升的主要也是政府债券,其次是人民币贷款和股票融资。与2019年同期相比,政府债占比依然维持占比高增的趋势。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政府债券发行量大幅增加,政府债券占比上升1.2%,考虑到2020年地方专项债提前发行以及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等因素,2021年社融增速可能会受到影响。
应当说,2020年是一个特别年份,如果扣除这种特殊因素影响,2021年的融资水平将会保持稳定,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
考虑到2021年中国经济恢复常态运行,去年特殊状态下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也会在今年恢复正常,再加上地产业金融监管收紧,2021年的社会融资增速会出现趋势性放缓。但放缓并不会产生破坏性,也不会是通过总量的货币政策进行收紧,而是减少政府债务增量以及控制地产债务规模造成的,也就是说,主要目标是控制政府和地产业的杠杆率,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与美国等国家的刺激性货币政策不同,中国应对疫情并没有采取大水漫灌的手段,因此,没有太大退出的压力,而是稳定住政府以及地产业的杠杆率即可。因此,央行行长易纲表示,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在总量方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宏观上,稳住宏观杠杆率。易纲还透露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2021年外部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任后,可能采取大规模基建建设刺激措施,美国通胀预期在加强。外部的货币环境变化不会对中国直接产生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出现输入性通胀因素,可能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压力。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央行不会采取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继续保持缓慢退出的步伐,稳定宏观杠杆率,通过结构性的政策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以及绿色发展。12月社融增速下降超过预期有偶然的技术性因素影响,但也代表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经济正常化的结果,而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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