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的两个“自动稳定器”作用

作者： 管涛

2018年5月底，央行行长易纲在北京金融街(000402,股吧)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中国金融开放的三条原则。其中之一是，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要和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今年10月底，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再次强调，要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汇率的这两个“自动稳定器”作用呢？

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表现为在汇率由市场决定，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必然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互为镜像的抵补关系。决定资本流入还是流出的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而非汇率升贬值。这才有了今年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震荡升值，中间价季度升幅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次高，但当季经常项目顺差942亿美元，资本项目净流出849亿美元。

这并非中国的特例，海外成熟市场的国际收支调节也是汇率浮动负责价格出清、资本流动负责数量出清，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逆差互补。大家用不着操心，如果经常项目逆差了，是要通过外来直接投资还是外来证券投资，抑或是对外举债来弥补，也不用担心汇率涨跌。美国就是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资本项目持续净流入，但美元汇率有涨有跌。

其次表现为汇率变动无常，有助于抑制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频繁的教训之一是，本币汇率长期僵化，隐性的汇率担保滋生道德风险，鼓励不对冲风险的对外过度举债。当市场预期逆转，资本集中流出时，本币汇率承压。一旦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当地就不得不弃守本币。但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对外偿债负担剧增，进而触发货币危机叠加债务危机的国际收支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引爆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在汇率灵活性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既可能涨也可能跌，且汇率市场化程度越高，汇率走势越难预测。这种情况下，市场一般不会单边赌汇率走势，而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也初步呈现这种市场特征。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汇率总体承压，但到5月份， 3个月移动平均的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上年底上升了8.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回落了2.8个百分点。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震荡走高，但到10月份，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较5月份回落了7.0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上升了4.3个百分点，显示有购汇需求者借人民币持续升值“落袋为安”。

特别是在海外成熟市场上，主动对冲汇率敞口更已成为跨国公司的财务纪律，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如当前中外正向利差较大，市场常说境外有廉价资金可用。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象。因为只有拿着汇率敞口“裸奔”，才可能赚取这个利差。但在汇率浮动的情形下，谁保证自己能够踩准汇率升贬值的节奏呢？只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其对冲成本就是境内外利差。

前面说的都是汇率灵活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积极作用。然而，汇率浮动也可能成为引起资本大进大出的“放大器”。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情形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市场汇率走势的影响加大。特别是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与汇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令浮动汇率呈现资产价格属性，容易出现超调（即过度升贬值造成的汇率高估或低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联储用高利率反通胀的政策导致的美元泡沫，就是非常经典的汇率超调案例，成为浮动汇率的败笔。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五国不得不重启国际汇率政策协调，联合干预美元贬值。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这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汇率升贬值的调节，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如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通过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辅之以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升值，推动了经济再平衡。自2010年起，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降至4%的国际警戒标准以内，2018和2019年该项占比连续两年不到1%。鉴于对外经济平衡状况的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6年起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符合中长期基本面水平，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这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对我“货币操纵”指责的不实之词。

另一方面表现为吸收内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以及对资本外汇管制的依赖减轻。随着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2018年以后转入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灵活性增加，我国开始享受这方面的制度红利。如2018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对外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央行迎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和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压力，连续四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到年底，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由年初的月日均100多个基点降至三四十个基点。

同时，自2018年以来，无论人民币汇率升贬值，有关方面除了适时调整远期购汇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逆周期调节因子和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宏观审慎措施外，没有再引入新的干预外汇收支活动的行政措施。这促进了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外商来华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今年的情况则更为典型。我们一直强调机制比水平重要是人民币汇改的真谛。正是因为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今年前5个月遭受各种极端事件的轮番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到5月底，人民币汇率甚至跌至12年来的新低。我们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行政干预措施，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央行领先全球进入抗疫模式，采取有梯度、有针对性的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地支持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然而，当经济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顺周期的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也是挑战。例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顺差时，汇率升值则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紧缩趋势。反过来，经济偏冷（通货紧缩）、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既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又有助于抑制通货紧缩，是稳定器。但是，如果经济偏热（通货膨胀）、贸易逆差时，汇率贬值有助于平衡贸易收支，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中，最后一种情形，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往往会触发第一代货币危机描述的基本面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是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器”。而且，所有的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流入开始的，它不但惩罚政策失败者，也惩罚政策成功者。前期因经济成功吸引的外资流入越多，一旦市场情绪逆转，引发的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越大。

主要结论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汇率灵活性增加既可能是熨平各种冲击的“稳定器”，也可能是加剧周期波动的“放大器”。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从国内外经验看，唯有避免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通货膨胀、信贷膨胀、货币错配等风险，保持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当内外平衡目标冲突时，应该运用多个政策工具解决问题，不能指望用一个工具解决所有问题。

外汇供求失衡，要么价格出清，要么数量出清。在外汇供大于求、本币看来升值压力情况下，如果不喜汇率过于波动，外汇政策无外乎是增加外汇储备、扩大资本流出，抑或是限制资本流入。这些数量工具同样各有利弊。政策选择其实就是目标的取舍，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关键要想清楚最想要的是什么，准备付出什么对价。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