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挣钱的鲁迅

【口舌之勇】

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这种针砭时弊、短小精悍的文章当年颇受报刊和读者欢迎，容易高频度发表，稿费丰厚且来得快，鲁迅也不会将主要精力用在杂文创作上。

孙勇

鲁迅先生一生著述甚丰，社会活动也很频繁。他的一生在忙碌中度过。忙，一方面是因为他忧国忧民，心怀唤醒民众的理想，并为此孜孜以求，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养家糊口，追求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涉及挣钱的问题。从世俗生计的角度看鲁迅，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努力挣钱的一生。

鲁迅在成为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之前，当了十多年的公务员。“学而优则仕”的窠臼，鲁迅最初也没有跳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里谋了一个差事，刚开始他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员，干了一段时间后，晋升为“佥事”（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处长）。伴随着职务的升迁，鲁迅的工资也涨了。1912年鲁迅的月工资是240银元，1914年涨到280银元，1921年又涨到360银元。当时，北京的大米3分钱一斤，猪肉一角钱一斤、菜油七分钱一斤；鲁迅家雇佣的女佣人，每月工资2-3银元，只有鲁迅的百分之一。有了如此丰厚的薪水，鲁迅的生活自然过得很滋润。

冲着这份职务和薪水，鲁迅在民国的教育战线上工作得很勤勉，也很卖力，上级交代的事情，他都认真去办好。鲁迅本来很讨厌孔子，但是，他还是服从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安排，老老实实地参加了好几次“祭孔”活动，只是在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按部就班往上爬，努力挣钱过小日子，是公务员鲁迅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鲁迅的官运并不亨通。他在处级干部的位子上待了多年，升迁无望，加上民国政府后来财政吃紧，经常拖欠工资，让鲁迅心生倦怠。1926年，鲁迅从教育部辞职，结束了自己公务员的职业生涯。

告别仕途的鲁迅，当上了自由撰稿人，以卖文为生。其实，在当公务员的时候，鲁迅就已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了。1918年，鲁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举成名。此时，他已经在教育部当了6年的处级干部了。一个处级干部，写《狂人日记》这种惊世骇俗、影射现实的批判性小说，大而言之，是鲁迅忧国忧民；小而言之，是鲁迅心头窝火——估计他在公务员的位子上长期得不到提拔，干得憋屈，有不满情绪，索性豁出去了。

不过，鲁迅最初搞文学创作，并不是为了挣钱。《新青年》是同人刊物，并无稿费，尽管如此，从1918年到1921年，鲁迅还是免费为《新青年》奉献了54篇作品。那时的他是文学的发烧友，写小说、诗歌、评论，办文学刊物，不仅不挣钱，还要倒贴——写作时用的稿纸、抽的烟，办刊物涉及的材料与印刷，都是要贴钱的，至于为此所投入的时间成本，更是难以计算了。让鲁迅意识到写作可以挣钱，甚至挣大钱，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1923年对小说集《呐喊》的成功营销。

起初，鲁迅打算自费出版小说集《呐喊》，但是李小峰点子多，他通过“饥饿营销”、拉人写软文等手段，把《呐喊》炒作成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鲁迅和李小峰都因此大赚了一笔。此后，鲁迅在稿费、版税以及卖文为生等问题上，有了自己的通盘考量。相信自己的写作才华，相信自己写的文章能卖个好价钱，正是鲁迅敢于辞掉公务员职务，告别政府体制的底气所在。若底气不足，鲁迅恐怕也会在温水煮青蛙的体制内，在鸡肋般的处级干部岗位上虚耗下去。

鲁迅的写作与投稿，是很有策略的，除了讲情怀、讲理想外，还要考虑到作品写出来后能不能发表，能不能挣到尽可能多的稿费，从而保证自己全家人能过上衣食无忧，甚至比较富足的生活。从1926年辞去公职，到1935年去世前一年，这9年，是鲁迅创作的高产期。1935年底，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些高产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杂文为主。在当时中国的报刊界，篇幅短的作品容易发表，用稿周期快，稿费也相对有保障，这是鲁迅没有创作长篇小说，而把较多精力用于写短篇小说和杂文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将杂文这种文学品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拜历史的偶然所赐。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这种针砭时弊、短小精悍的文章当年颇受报刊和读者欢迎，容易高频度发表，稿费丰厚且来得快，鲁迅也不会将主要精力用在杂文创作上。正如鲁迅研究者所言，鲁迅写杂文，既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

一张书桌，一根香烟，一杯清茶，一叠稿纸，一支笔，一个孤独的身影——这是我想象中的鲁迅的形象。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担当、有大爱的伟大写作者的形象，也一个为生计忧、为稻粱谋、努力挣钱的世俗普通人的形象。我喜欢这样的鲁迅。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