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伯重
中文的“经济”一词，现在大家都在广泛应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隋朝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中，但他说的“经济”和今天的经济具体含义是不一样的。他说的是“经国济民”，而我们今天说的“经济”，实际上是外来语，古希腊“家政术”的翻译。这个词首先翻译成日文“经济”二字，梁启超在晚清时将这个日文汉字表述的名称引入中国，所以我们也说“经济”。
经济学中说的“经济”，指的是人和社会如何使用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制造产品并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经济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经济”，简单地说，就是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过去的经济，就是“经济史”。
从“国家本位”到“社会空间”
“全球史”好像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并不等于说“全球性”也是一个新的概念。
考古学家把人类的起源称作“走出非洲”，即现代人类（智人）起源于非洲，之后才迁徙到世界各地。因为人类总在不断迁徙，可以说人类的活动自古以来就是全球性的。换句话讲，人们自古就生活在一个彼此关联的“地球村”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分布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某地发生的事件（例如火山爆发）或者由某地开始的重要变化（例如工业革命），都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的反应。离开了这种关联来孤立地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历史事件，有时是会出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史观”。
全球史是当今新兴的学科，受到广泛注意。根据已有共识，所谓全球史，即指全球关联与全球互动的历史，它的口号是：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因此全球史研究的基本诉求是：否定“国家本位”，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限于现在的“国家”，而要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要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运动，要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简言之，就是破除现有的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把我们的研究放到全球关联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国运连接全球
人类为谋生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由于各地在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各地人民彼此之间必然发生联系。例如游牧民族必须从农耕民族那里获得许多生活资料，农耕民族也需要从游牧民族那获得牲畜和畜产品。这种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全球性因素。用基欧汉和约瑟夫这两位西方学者的话说，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互相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状态自古就有，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全球性因素增加的过程。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方面都是有限的。大航海时代以后，随着各地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一个体系，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说的“世界体系”。在这个复杂而相互联系的体系中，如果一个节点遭到冲击，整个骨牌就会倒塌，一个小事件也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即所谓“蝴蝶效应”。正如著名气象学家、“混沌理论之父”罗伦兹形容的那样：“蝴蝶在世界一个角落拍动翅膀，可能在远方形成龙卷风。”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并不重视外界的变化。实际上，作为“地球村”的一部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美国史学大家史景迁所说：“至少从公元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它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 、交换货物、丰富知识。”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也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因此，了解世界和全球，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在欧美、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多所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任教访学，近作《枪炮、经济与霸权》（现代出版社2020年7月版）（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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