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金融分析师 姜伟男
11月7日土耳其总统撤销央行行长，随即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贬至年内最低8.5827里拉，随即9日快速升值回到8.23里拉，货币急升急贬凸显投机对冲效应与流动性套利动向。据统计，2020年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高达38%，汇率最低至8.5里拉；同期我国人民币升值达5.8%，最高至6.56元反弹4000余点。土耳其与我国货币一贬一升对应经济现实一好一坏，国际游资利用经济反差的对冲效应精准有效，投机炒作在新兴市场之间套利转场肆无忌惮。
近日里拉刷新历史新低，主要原因为地缘风险升级。尤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地区冲突加速升级，土耳其政府曾明确表示支持阿塞拜疆。毕竟地缘冲突之际，谁愿意持有高风险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呢？资金更愿意选择美元和黄金。但土耳其里拉长期贬值更在于开放过度、经济不足、地缘不稳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目前土耳其经济基础不足，经济增长动力源于外资，该国只能透过对外开放以保证经济增长，但过渡开放对标薄弱经济属于本末倒置，自身经济难以承受外资流动风险，进而自身债务不断加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汇率风险急剧上升。土耳其目前处于高通胀、高负债、低汇率的不良循环中，经济前景偏悲观，里拉资产风险非常高，致使近期加息与此前外汇管制等手段对汇率影响适得其反，土耳其异常突发因素导致资金资产惨遭大幅抛售在所难免。
从地缘关系来看，土耳其贸易重心以及债务来源均为欧盟，其对欧盟依赖性非常高。目前欧洲老牌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处境差强人意，欧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之路步履蹒跚，土耳其经济外部动力犹然不足。2020年疫情特殊环境中，全球经济萎缩较重，北美、拉美地区的经济萎缩尤甚，避险成为资金的主要代名词。全球央行降息之际，土耳其降息速度更快，这使得原本萎缩的经济雪上加霜，资产更加不具备吸引力，外资流出拖累里拉连续贬值。即使在美元贬值的环境中，里拉仍然惨遭抛售。由此，土耳其央行于9月24日加息200个基点至10.25%，试图减缓通胀高企、汇率低迷的负面环境，但效果甚微。近日土耳其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纷纷辞职，内部政治混乱正是游资兴风作浪的说辞，就现阶段全球经济承压，土耳其经济、货币爆发危机较高的基础上，即使外资套利选择标的，也仅是选择亚洲等低风险国家资产。
新兴市场货币均属于本币，不可自由兑付性局限住其在国际市场中成交量较小，一般大幅单边波动均有外资精准操纵，极端升贬趋势与幅度较大的外部力量是主导相当明朗，风险性相对较高。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来看，与土耳其里拉处境相似的还有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等，它们均是在外债过高而外储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对外开放致使各国汇率长周期贬值。这些货币对标美元逻辑乃美元贬值直接关联紧密，美元动荡风险在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如2018年美联储持续加息时，土耳其里拉几近崩盘。当然，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货币一员，无论经济体量与结构比之土耳其、阿根廷具有较大优势，对外开放循序渐进，人民币汇率也相对更具有波动周期与自主特性。然而，短期我国对外开放渠道拓宽后，人民币波动幅度更加宽泛，波动速率更加快速。自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单边升值接近9%，持续升值的货币正在削弱外贸出口企业实质利润。叠加外资加速流入我国人民币金融市场，外部环境抛售土耳其里拉资产，这说明游资以短期靶向游离新兴市场资产间谋求利润的手段与能量十分精准而具有组合效应。
综上所述，在疫情特殊经济环境中，3月美股暴跌引领全球，主要非美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凸显，发达国家资产价格与汇率风险兴风作浪，新兴市场国家投机加剧设计摆布做所难免，风险相对更高。外资套利在高风险时期尽量避开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家，而是选择第二季度经济指标领先全球的我国。由此可见，在风险较高时，即使土耳其加息可以产生较大的利差，但外资同样不会买账，就如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人民币也是快速贬值。外资在新兴市场国家低风险高回报的套利为主，而非一时看重一国资产价值，风险面前新兴资产对外资没有价值可言，这也为新兴市场国家敲响注意合理开放、规避风险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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