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作者： 刘功润

[ 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该指标最高曾达到63.96%。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致力于外向型发展，依托国内资源禀赋和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从而实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毋庸讳言，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确实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挖掘内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忽视，进而导致了今天“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另一面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向型经济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帮助中国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我们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但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具有另外一面，它固有的弊端也逐渐被大家所感知。

首先，如果过度依靠海外市场来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中可以得到反映。数据显示，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其次，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也受到一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常常是，“一卡车日用品换一个电子元件”。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欧美发达国家“卡脖子”。

再者，近年来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向型经济模式很难再实现稳定增长。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尤其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深刻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增长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深度挖掘。在今年“两会”期间，笔者曾在第一财经发文指出，盘活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带有确定性的发展之“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来都是建立在可靠的内生力量上，自身有足够的免疫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加速新发展格局实施进程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焦点，被各方观察人士热议。

特别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内循环”“外循环”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选题，中央确立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者不是取舍，而是权重问题。事实上，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布局的。中央强调“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换句话说，只是当前的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倒逼，加速了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进程。

如此前所述，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说，深挖内需、发展腹地经济的“内循环”未必是一件坏事。有一个区域经济学里“资源的诅咒”理论说：当一个地方的食物随便就能从树上采集到的话，人们往往就懒得去精耕细作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贸易，之前由于海外贸易的利润很丰厚，导致利润率相对较低、需要提高效率加以细分应对的国内市场的开拓就被忽视了。我们经常会发现，国内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产品，质量很好却没有机会被国内消费者认知，许多国外品牌质量没有明显优势却因为品牌效应而大量挤占了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基于此，“内循环”将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企业家关注国内市场，通过将一部分原计划迁到东南亚的工厂和设备投入到中西部，可以增强企业深耕内陆腹地市场的动力，从而让一部分有潜力而没有机会的国内企业成长起来，进一步带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从短期看，“内循环”也有不利的一面，突出表现在，阻碍国外先进技术的交流和扩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外包，也伴随着技术进入，正是得益于这种技术支持，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快速发展。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即便我们不搞“内循环”，国外先进技术也已经很难“拿来主义”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利因素又可以转化为积极的一面，它可能会倒逼中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企业将不得不增加研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以尽快补齐产业链中的缺口环节，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当然，短期内的困难和冲击是难以避免的，市场主体不得不由此增加研发和营运成本，尤其小微企业将面临“生死”压力。而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市场对我国的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将成为稳经济的重中之重。

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的趋势

显而易见，“内循环”绝不是关起国门。“封闭式”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世界级市场互通有无所产生的巨大收益，超过所有国家内循环的总和。任何经济体，只有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赢共进。市场融通的一个功能在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人员的交流往来，是大势所趋，虽时有逆流，但大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中国历来是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着，越是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之时，越是坚持改革开放。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扩大自贸区试点，到自贸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中国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大力拓展新兴市场贸易，是顺应时代发展主流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施压而动摇、改变。

我国乃至几乎所有国家的成功实践都证明了一条：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务必还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