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募“老十家”，也是目前券商仍作为最大股东的7位“老十家”之一，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长盛基金，其举动无时无刻不受到市场关注。然而，“聚光灯”之下的长盛基金近年来却过得并不十分如意：火热的市场行情下，管理规模增长缓慢、长期业绩分化明显，以及由此导致管理费收入缩水、营收净利持续低迷，“同级生”中掉队超过十年等，无不制约着这位公募“元老”的未来发展。
管理规模掉队
随着近期公募三季报的披露完毕，各家基金公司最新一期的管理规模正式出炉。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长盛基金旗下管理规模合计342.42亿元，较二季度末的311.7亿元，环比增加30.72亿元，增幅约为9.85%。分类来看，在货币基金规模缩水的同时，非货币规模增加超40亿元，环比提升18.85%。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自今年二季度总规模新增33.14亿元，非货币规模增加39.99亿元后，长盛基金年内连续第二次实现规模增长。虽然规模的上升值得欣喜，但对比当年的“同级生”，这一表现仍有所不足，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老十家”中仍存的7家券商系公募中，南方基金以7345.29亿元和4210.99亿元的总规模和非货币规模，居两项排行的首位，相对较低的华安基金的总规模和非货币规模也分别达到了4291.3亿元和2341.53亿元。不难看出，在这一榜单中，长盛基金远远落后。
若放在全市场65家有规模数据的券商系公募中进行对比，以非货币规模为例，上述提及的南方基金和华安基金分别排在第4位和第8位，长盛基金则排在第38位。这样的情况与最初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2015年是A股市场从“狂欢”到“失落”的一年，也是部分公募管理规模大发展的一年。Wind数据显示，截至该年度末，除长盛基金外的6家券商系公募悉数进入“千亿俱乐部”，而同期，长盛基金的管理规模仍约为489.52亿元，非货币规模约为285.18亿元。虽然长盛基金一度在2016年末达到了730.53亿元的历史巅峰，但随后再度波动下滑，如今“千亿梦”仍然遥遥无期。
对于近年来规模难以持续增长，甚至不涨反跌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长盛基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营收能力持续承压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代销成本又不断提升，长期难以明显增长的管理规模也意味着长盛基金的管理费收入和营收净利持续承压。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长盛基金实现管理费收入11056.82万元，较2019年上半年末的10542.95亿元，同比增长4.87%。若简单地将半年度数据翻倍作为全年表现，则2020年长盛基金的管理费收入或有望达到2.21亿元，较2019年小幅提升，一改过去三年的颓势。数据显示，自2017年长盛基金达到近五年管理费收入的相对高点44930.66万元后，便持续下降，2019年末约为21698.81万元，与此前相比缩水51.71%。
当然，除规模外，近年来，随着代销机构实力提升和逐步向头部机构集中，水涨船高的客户维护费（以下简称“尾佣”）也成为制约各大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的一大根源。Wind数据显示，2009年末，7家机构的尾佣占管理费收入比例最低为长盛基金的9.65%，最高为鹏华基金的17.44%。然而，到了2019年末，最低的华夏基金已提升至20.38%，最高的长盛基金则首度突破30%，达到33.23%。不过，从最新一期数据来看，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长盛基金的尾佣占比下降至26.66%，排在第4位。
管理费收入增长的相对有限，叠加尾佣占比的持续提升，也使得长盛基金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被迫“瘦身”。自2007年末到2019年末的12年来，其余6家券商系公募营收净利震荡上扬的同时，长盛基金则平静得如同一条直线，从2018年开始还走起了“下坡路”。截至2019年末，长盛基金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已分别约为3.5亿元和0.54亿元。即使2020年上半年实现了1.74亿元的营业收入和0.35亿元的净利润，从全年角度来看，想要超越昔日恐仍是难上加难。
产品长期业绩分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长期的规模和管理费收入难有起色的背后，离不开长盛基金旗下产品长期业绩的明显分化，以及多数产品的表现平平。
与其余5家券商系公募普遍存在的货币基金规模占总规模比例最大的特征不同，截至今年三季度末，长盛基金和富国基金旗下的混合型基金规模分别以42.95%和32.06%的占比为最。若将股票型基金纳入统计，长盛基金更是7家公募中唯一一家权益类基金规模占比突破50%的基金公司。
就近三年而言，在数据可统计的39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份额分开计算，下同）中，对比Wind投资类型（二级分类）来看，长盛基金仅有11只产品跑赢了同类平均收益，占比28.21%。其中，最高的长盛医疗行业量化配置股票在近三年内实现了104.23%的收益率，跑赢同类平均的64.05%超40个百分点。但长盛基金旗下9只纳入统计的偏股混合型基金无一跑赢同类平均，最低的长盛城镇化混合近三年的收益率仅约为9.79%，跑输同类近50个百分点。
除了主动权益类基金外，长盛基金自2016年开始密集布局的债券型基金的长期业绩同样表现不佳。与前文同样的统计标准下，近三年来看，3只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中，长盛可转债A/C明显跑赢同类平均，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则小幅跑输。同期，12只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在与平均13.59%的收益率对比下“全军覆没”。将时间拉长至近五年，长盛基金旗下成立较早的3只债基更是跑输对应类型产品的平均业绩。
“一拖多”的恶性循环
业绩、规模、营收净利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这位公募“元老”？沪上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直言，长盛基金目前面临的部分问题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即产品长期业绩不佳，导致投资者赎回、规模下降，使得人才流失，继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回顾此前，长盛基金公司内部基金经理“一拖多”的情况一度较为普遍，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同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投资标的大同小异，而所管理的产品中一旦有一只表现不佳，那么，基金公司的损失就会呈现出“杠杆叠加”的效应。
正如该分析人士所说，早在2017年，份额合并计算的情况下，长盛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冯雨生、王超分别“一拖十二”和“一拖十四”。不过，从后续二人在彼时各只基金的任期内总回报来看，鲜有突出的业绩表现。此后，2019年5月，王超因个人原因离任长盛基金旗下多只产品的基金经理。虽然截至目前，“一拖十”的情况已从长盛基金中消除，但麾下的基金经理陈亘斯、段鹏、冯雨生等5人现任管理基金的数量仍达到5只及以上，最多为9只。
除恶性循环带来的影响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与公司股东的决策不无关系。“股东方的要求通常决定了基金公司整体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排除地方股东的考量，也会影响到公司内部的决策。”北京某公募基金研究人士如是说道。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长盛基金背靠国元证券、新加坡星展银行、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4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1%、33%、13%、13%。股权穿透后，除新加坡星展银行外，其余3家企业均与安徽省人民政府有不同程度的股权关联。
此外，在某大型公募策略分析师看来，长期而言，老牌基金公司的规模和排名持续下降，可能是公司产品业绩、创新产品布局和营销渠道策略等多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从个别产品的亏损，到整体业绩的表现不佳，可能与公司在投研方面人员的投入较少有关。
针对后续推动公司发展的措施，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长盛基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上述策略分析师则建议，可以提高对短期内公司利润、收入的容忍度，深耕渠道和品牌，加大对投研人员的激励和投入力度，以期在下一轮权益市场牛市时迎头赶上。
北京商报记者孟凡霞刘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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