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型增长的发展与问题

刘庆彬，横滨国立大学北京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

《战后日本经济史》作者：[日]野口悠纪雄译者：张玲版本：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4月

日本在战后迅速从“发展中国家”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一个关于追赶型增长的经济叙事。而理解当今日本经济还需要回到1990年。日本经济从那之后一度处于停滞状态，至今复苏一波三折。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和消费欲望都大不如前。

在过去几年，目前已经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在任职期间推出了被概括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以货币贬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对外贸易上的竞争力，并拉动民间投资。“安倍经济学”在带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实际上在内需上，并未缓解人们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也并未成功刺激国内消费。

经济学家刘庆彬在日本从事经济研究，他的梳理让我们看到，理解这一切还得回看日本经济如何在战后崛起。对于“安倍经济学”的突破和问题他亦作出了判断。

“战后经济”：从增长到停滞

二战结束后，日本本土一片废墟。总体来看，日本的经济崛起之路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1970年间的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的经济主体由从前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转为以重工业为主。钢铁业、船舶制造业、机械工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子设备产业成为工业部门的主导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高达8%，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1968年，日本经济跃居西方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第二阶段为1970-1985年间的转型时期。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混乱。1974年，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并且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时期日本制造业重心再转移，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因为能源效益相对较高，而急速成长。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工业结构从强调重工业到开发高新产业领域的根本性转变。到了70年代末期，计算机、半导体及其他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口贸易在日本经济增长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更注重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和贸易摩擦，日本无法维持原有的高速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每年仅4%左右，远低于六十年代初的9%。日本高速经济成长时期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为1985-2000年间的泡沫时期。

随着日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逐年增加，1985年9月22日被迫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迅速升值。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和日元急剧升值，一方面驱使越来越多的出口产业公司转向海外生产；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措施并不断降低利率以增加国内需求。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在日本兴起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短短几年内，东京日经指数上升了180%，房地产价格暴涨。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日本人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海外不动产，以及昂贵的艺术品、奢侈品等等。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银行局开始“总量规制”政策，“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进入长期的去杠杆时期。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消费陷入萎缩。而由于土地价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整个1990年代，日本经济都受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困扰，所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占日本进口商品的比例不断攀升，1990年超过50%，1990年代末超过60%，日本国内产业呈现空心化趋势。随后，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债务转期、增加公共事务投资、减税、不断降低利率，但效果并不明显，除了1999年底和2000年出现短暂复苏状态外，日本经济总体依然动力不足。

第四阶段为2001年至今的经济恢复时期。

2002年初，日本经济跌入谷底，从此进入了一段缓慢但却平稳的恢复时期，一直持续到2005年。在十多年的徘徊之后，“泡沫经济”崩溃的负面影响最终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消除。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利率从2002年的8%以上降至2006年的2%以下。银行的贷款能力得到恢复。

2006年9月，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次年9月辞职；2012年9月26日，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三次连任。在第二次组阁后，安倍推出了“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从内容到结果

安倍在2012年第二次任内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实质为量化宽松政策。换句话说，就是试图以货币贬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政策被安倍称为“三支箭”，即积极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并发展民间投资。具体政策包括：2%通胀目标；改变日元汇率高企的现状，实施日元贬值；调高消费税；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透过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公共事业国债并长期持有；负银行贴现率；修改《日本银行法》；激励地方小经济圈再生；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加强女性再就业等。

为了推行此经济政策，安倍在内阁府特命大臣甘利明之下设置日本经济再生本部，以及在本部之下再设经济财政咨问会议、产业竞争力会议。并以赞同通货膨胀至2%的黑田东彦取代白川方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

到2013年2月，安倍经济学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东证指数上涨22%。日本的失业率也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4.0%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3.7%。日元兑美元汇率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跌了约25%。2013年第二季度的日元贬值幅度更大，货币政策高度宽松。

2014年6月30日，安倍曾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话，不可能实现稳健的财政，并表明考虑对日本经济进行结构改革。具体内容包括：降低公司税，2014年下调2.4%，几年内下调至20%；放松管制，对外资开放日本的能源、农业、医疗等产业；允许有工作且育有子女的妇女，可以雇用外国劳动者来分担家务。安倍认为“经济成长是安倍政府的最优先课题”，决心摆脱通货紧缩，发展地方经济并应对人口减少的问题。

经济的好转，确实为安倍政府提高国内消费税来缓解债务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89年日本第一次引入消费税，初始税率为3%,结果引发国民强烈反弹。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由于当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处理不良债权的高峰期，增税后立刻导致多家金融机构倒闭，甚至被认为造成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长期无法恢复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提高消费税势在必行，但日本的政治家并不敢轻易推进。

但是，安倍执政期间两次提高消费税：2014年从5%提高到8%；2019年再次提高到10%。前一次提高，使当年日本GDP增长率与前一年相比下跌0.4%；第二次提高的影响很可能在东京奥运会后显现。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和消费税提高都提高了日本民众的生活成本，这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极为严峻。

而目前日本的经常项目账户之所以保持盈余，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存在大量来自海外的投资收入。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国际收支状况数据，日本2018财年（截至2019年3月底）经常项目盈余约为19.4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1日元），比2017财年减少12.4%，是2013财年以来首次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顺差大幅减少84.4%，仅为7068亿日元。但是，同期2018财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继续增长，包括利息、红利在内的海外投资收益达21.06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增长3.9%。

我们可以看到，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例如人口与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地区，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

日本从1970年代初，便步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群体占总人口28.4%，这一比例全球最高。与老龄化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少子化。日本2019年新出生86.4万人，是1899年有记录以来首次跌破90万人。日本产业升级和国际贸易摩擦导致一些产业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日本国内严重缺乏劳动力，企业也被迫走出日本进行产业转移。

日本由于发展较早，很多问题暴露的更早且更严重，实际上也形成了经验和教训。

□刘庆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