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9月23日，北京几乎下了一天的雨，伴着雷电，阴郁绵长。窗玻璃的雾，抹去，又是一层。
北京入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法学家，中国经济法学科奠基人、开拓者徐杰在这样一个秋雨天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学习经济法的人，对徐杰不陌生，他是我国第一位经济法专业的教授，撰写了第一部经济法学著作——《经济法基础知识讲座》，招收了我国第一批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如同创业一般，白手起家，一砖一瓦垒起经济法的大厦。
但到了晚年，他卸下一切，成了最能“舍”的人。学校想给他终身教授，他赶忙摆摆手，“把机会留给年轻人”；80岁，师门想为他办寿宴、出学术集，他坚决不同意，称“不能占用公共资源”。
再拾起江南的温婉与细腻，变成最时髦的老爷子，哪家咖啡好喝，哪家淮扬菜好吃，熟稔于心，不仅推荐给学生，有时还会带他们去品一品。
徐杰是中国经济法学科奠基人，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经济法学著作——《经济法基础知识讲座》，招收了我国第一批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受访者供图
追时间的人
徐杰走得突然。87岁了，1.5的视力，每天读书看报，智能手机用得流畅。学术的新成果、新方向，国内外时事都不落下，有时还会转发给学生们，谈谈想法。
今年6月24日，妻子、著名刑诉法学家严端去世，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学生们担心老师，时不时去家中拜望。
7月底，关门弟子陈星德来京，和徐老聊了3个小时。与妻子严端的相识，反右、文革的磨难……缓缓道来，手一挥，生命的河就在手边淌过。
他生命的前25年是顺遂的，生于江苏富庶之家，高中毕业报考法律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法学生，留校任教，进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资料组……
1958年，徐杰被下放，此后便在农村与工厂待了20年，直至1978年重返法律教学讲台。
徐杰的学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院长殷召良向记者回忆，徐老经常会感慨，“你们年轻人，现在有什么规划都可以去做，像我们40多岁，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大学给学生上过课。”
追时光。那些被耽误的青春、错过的时间，要加倍追赶。
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有很多法治短板，没有经济法的概念，徐老响应了时代法治建设的需求。”殷召良说。
与其他法学二级学科不同，经济法是全新的学科。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有何关系，法学学科建设与经济建设如何平衡，学科怎么建设？徐杰等老一辈经济法学家，白手起家，一点点绘制这座大厦的设计草图。
“困难太多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少军说，“编教材、课程设计各方面都是从零开始。像民法，国外有经验参考的，经济法可以参考的东西很少。”
连最基本的材料获取，在那个年代也是不便的。“就是创业。”
对于新兴的学科，大家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论战很多。刘少军表示，最开始时，老教授们常为学科建设而“吵架”。“理论的探讨就互相‘吵吵’，与民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得‘吵吵’。”
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辩中，经济法的框架与方向渐渐明晰。“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经济法的发展，还是按他们当年指明的方向在走。”刘少军说。
徐杰和自己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合影。受访者供图
瞪着眼睛跟他吵架 也能接受
虽是权威，但徐杰在学术上不划定边框。
“哪怕他是老师，在探讨学问、面对真理的时候也是平等的，告诉我们要充分发表意见，不受权威、经典理论束缚。”殷召良说，“学术也有传承也有门派，有时候拘泥也会影响发展。”
讨论问题不分辈分，刘少军回忆，就是瞪着眼睛跟他吵，都能接受。特别喜欢能瞪着眼睛吵架的学生。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所教授周昀当时写博士论文，徐杰指导时提出文中“适度垄断”的观点不够妥当，应重新思考和修改。但周昀执意保留。“最终，徐老师虽然仍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尊重了我的学术自由，没有要求我再修改，并在论文通过后，向学校推荐为优秀博士论文。”
“非常幸福。”刘少军反复着说，有很多老师，在学生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让学生接受。但徐老师很尊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我们能平等地讨论。也可以对任何问题，不顾及任何的说法，尽管去反对。
年纪大了，徐杰舍得放下，给年轻人留机会。
70岁的时候，学校想给他评终身教授，他立马拒绝了。
“我们都去劝他，学校邀请就接受了，他跟我们一对一谈话，不允许任何人说服他。”徐杰1999年带的博士、中信银行(601998,股吧)法律保全部副总经理文建秀说。
“没有客套话，没有虚伪。他觉得，学术就在身边，和终身教授没关系。终身教授就是终身要带学生，但人到晚年的时候，带学生精力不够，还占着招生的指标名额，该放下的要放下。”
学术会议邀请他，他到场支持，但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就走了。“年纪大了学术研究该让给年轻人，不能坐在那块指手画脚。”
没让学生请吃过饭
学术之外，他更像是心思细腻的大家长。
头脑里装着不少学生的生日，或是早一天或是在生日当天，打个电话，简短的问候。一起吃饭，总惦记着学生的偏好，谁是少数民族有忌口，会一直留意。身怀三甲的学生论文答辩，结束出门时，特别叮嘱小心脚下门槛。
徐杰的学生、华夏基金董秘宁晨新还清晰记得1985年中秋，在那个一封信要走四五天，打个省际电话要到两公里外的中心邮局排队的年代，新生们或多或少地思乡想家。
中秋夜，徐杰和严端来到班里看望新生。热络后，大家起哄老师表演节目，徐杰略一思考，携起严先生的手，即兴唱了一曲《达坂城的姑娘》。“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自此，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半大小子就认准了徐杰先生的门，冬天暖气烧得不热、晚自习过后食堂没了夜宵都要找先生告状。”
工作时，看到大家工作很累很辛苦，也会帮学生调节。殷召良回忆，“曾经流行卡拉ok，聚会时，徐老就带我们去，一起唱一唱、跳一跳。”
师门里，吃饭聚餐，都是他请学生。“毕业前没让我们请吃过，毕业后我们有收入了，还是不让我们掏钱。”刘少军说，每次想悄悄付账，奈何每次都被徐老抢先。
吃饭时，徐杰给学生布菜，分鱼，切狮子头。“我都50多岁了，还给我分吃的。”
再提起生活点滴，文建秀感慨，高山仰止，能看得到，但做不到。
2017年9月，徐杰和妻子严端在60年（钻石）结婚纪念日上合影。受访者供图
与爱情相伴60余年
在徐杰的人生中，丈夫的身份是极具分量的。
徐杰的妻子严端，被称为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是最早推动“无罪推定”原则的学者。
上世纪50年代，因表达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赞同，严端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劳动。其间有人劝徐杰离婚，划清界限。他回应说：“严端，她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为什么要和她离婚，和她划清界限？”
据文建秀介绍，徐杰曾提起那段时光，“开了门大家都瞧不起我们，关了门一家三口还要相互鼓励。”
1978年，两人重返校园。一个创办经济法，一个大刀阔斧搞刑诉学。一个是经济法学系主任，一个是学校教务长。
23年前，严端被诊断罹患两癌，只能离开教学岗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刘丹记得，治疗期间，徐杰见严端白蛋白急速下降，就到市场上买了甲鱼，亲自下厨，守着煤气灶，慢慢地给严老师熬炖。然后气喘吁吁地拎到医院，趁热端到严老师床前，一勺一勺地喂食。
文建秀向记者回忆，严端一日三餐的搭配都是徐杰来打理。特殊食材自己下厨，在厨房围着一锅炖汤，等一下午。
日常的日子里，各自读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到吃饭的时候、下午聊天的时候一起交流。有时两人也会逛逛商场，去咖啡馆坐坐。
三个月前，严端去世。60余年的伴侣分离，送别严端时，徐杰写下挽词：“端，我最最爱的，相识、相恋、共同生活七十年有余的妻子，我的淦筠：愿你在天国静候我俩相聚。我愿再照顾你，让你睡好、吃好、憩好。和你品茶、喝酒、谈心。看着你就是我的幸运和幸福。”
妻子的离开对徐杰来说是难熬的，“有时会给我们发信息，说很想念严老师，夜里睡不着觉。”文建秀说。
多位受访者表示，夫妻两人是密不可分的。师门吃饭聚餐时，严端也会到场，日常生活中，与学生联系也是极为密切的，“两人对学生就像自家孩子一样”。短时间内，夫妻两人先后仙逝，不免令人恸切。
徐杰去世那天，北京一直在下雨，不少人和着秋雨，哭了一场。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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